清华出台新学业评价体系 等级制取代百分制

此种遗民的士，古服古言，自成一个特殊阶级。

"〔8〕严复对卢梭的观点颇有异议。它告诚人们不要被革命的浪漫主义激情所支配，而应在言行中诉诸理性。

然而旧之界说，不可复用明矣。他曾说："卢梭《民约》，其开宗明义，谓斯民生而自繇，此语大为后贤所呵。"〔10〕由此可见，严复的《〈民约〉平议》，本意是对革命学说（以卢梭思想为例证）的一次清算。"〔5〕所以，社会和国家的起源， 乃是人类进化的产物，"非出于自力而受制于外缘者，则以压力强合者也。〔7〕《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88页。

其实，卢梭不过是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之一，批评他的学说，并不等于说就舍弃西学，更不必说倒退。如所周知，严复和孙中山等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政治上本来就存在改良与革命之争。这六百年里，我祖先中没有出过野心家，所有野心都凝聚为一个念头——等待大王。

当一个民族的所有歌唱都唱出那惟一的呼唤，这个民族离它的最高真理的诞生就不远了。没有英雄我也要创造一位出来，我要他战绩赫赫，众心所向。倒是起哄和宣泄反能做得众口一词、激情洋溢。又《论语·为政》：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朱子《集注》的解释虽与汉儒不同，但基本意趣却是一致的：都以不舍昼夜为君子修身进德的象征。关于这神的美德也将由大王一一体现。

程树德《集释》引《项氏家说》曰：思，语辞也。……人们将天上的云，地上的风，全看作神旨的显现……其实那不是神，而是大王的先身。换言之，即使在足球这样不相干的游戏上，礼崩乐坏的局面也已经展露无遗了。孔子作《春秋》以垂世，是很有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意思的。

颂是对历史英雄的赞颂，从而也就意味着对未来的英雄的呼唤。在田沁鑫的改编中，庄姬之通赵婴(赵盾之弟)成为赵氏悲剧的枢纽。程明道对这问题颇不以为然：春秋虽是乱世，但既然孔子这样的天纵之圣都出得来，出个把麒麟又算得什么?因此，真正的问题就出在绝笔获麟和感麟而作之间。《篇》共分四章，每章八句，其直接的内容是讲牧马。

《纪实与虚构》中关于成吉思汗的叙述是以《蒙古秘史》为依据的。赵翼的困惑从反面向我们表明作为古之良史的司马迁与任何意义上的历史学家的根本不同。

甚至在那些以彰显伟大为目标的艺术实践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亵渎的惯习和冲动的下意识流露——比如去年秋天火爆京城的《赵氏孤儿》。前三章与思无邪相对应的分别是思无期、思无疆和思无。

因此，它只出现于人的一生中那有限的几个最为庄严的时刻。话剧《赵氏孤儿》的问题显然不在于将两种不能并存的历史记载拼合起来的做法，而在于这一拼合背后潜藏着的冲动：任何素朴的伟大本身都是令人怀疑的。……这其实是大王传说的漫长的序言，草原上一传十，十传百。在这样的戏剧视野中，任何素朴的正直、任何决然的牺牲都只能如面具般苍白;而使之丰满起来的惟一办法，就是添加与欲望(特别是自然的生理欲望)和冲突(特别是取舍两难的内心冲突)有关的情节。《文心雕龙·颂赞第九》曰：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在一个对颂的精神实质有着如此深刻的误解和隔阂的时代，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中的某些方面，就显得尤为可贵了。

《史记·赵世家》的无稽无论如何都不属于无聊的好奇，它应该被理解为某种拒绝卑琐的努力。这一改编使得纪君祥以《史记·赵世家》为依据写成的《赵氏孤儿大报仇》，与《左传》中截然不同的记述拼合起来。

一个停笔，一个动笔，看起来好像不能并立。也就是说，《诗经》各篇都是诗人的由衷之言，是其真实情志的流露。

历史学来自何处?来自常人。清人俞樾亦以项说为是。

对于这类历史学家，福柯的描述再精当不过了：他不容许任何东西高于自己。如果没有太史公的采摭，我们将错失一个何等伟大的故事，而这一错失也将意味着某种构想伟大的能力的缺失。这也是造成话剧版《赵氏孤儿》中那些歇斯底里的女性表达的原因。大王的生命之灵如雨云般扫荡在天空，即将凝聚成形。

颂声在这样的时刻里成为人的内心中涌出的种种静穆斋庄的外在形式;而获得了形式的诚敬，则将因这片刻的绽现回荡于人的一生(夫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在我们的主场里，几乎没有任何有正面感染力的节奏付诸音声(有的只是几首无论节奏和内容都不知所云的群众性合唱歌曲)，从而真正有效地应和并唤起球员的激情以及对胜利的渴望。

在上世纪汉语文化的展开中，这种不敬早已积聚为某种亵渎的惯习和冲动，遥遥地指向一种根本性的破坏前景。在这里，真实和戏剧性的诉求聚成同一焦点。

这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今天大陆的影视文化中，不仅绝难看到真实可感的善良和正直，甚至连那种有品格的恶也难得一见(比如《无间道》II中的倪永孝，他的恶在本质上竟是孝的极端化)。在扬雄的理解中，这句话讲的根本不是什么对岁月流逝的慨叹，而是对源泉混混、盈科而后进的流水所象征的进德不息而有本的赞颂。

由此可知，以思为思虑之思恐怕是误读。春，西狩获麟一节，忽然对孔子作《春秋》何以要绝笔于获麟的问题发生了兴趣。进一步考察，我们将会看到这一貌似琐细的差别，其实竟透露出了一个思想史上的重要线索：魏晋时代有着绝异于汉宋两代的独特的时间观和具体的时间感受。与此相关，孔子所说的思无邪，指的也就不是诗三百中内容皆不涉邪辟，而是说诗三百篇，无论孝子、忠臣、怨男、愁女皆出于至情流溢，直写衷曲，毫无伪托虚徐之意。

又，聂政刺侠累后，自去面皮，抉去双目。实际上，这两种记述是根本不能并存的。

这种歧裂根源于凡俗的生活中不曾熄灭的对伟大的渴望：我必须要有一位英雄做祖先，我不信我几千年历史中竟没有出过一位英雄。这就是说，孔子之绝笔是因获麟一事的不祥所致。

那么，今天的境况则是，价值本身在人生中的意义也已经被根本地动摇了。……他们的头脑和心都盲目着，他们的骨血却渗透着一个等待大王的希望。